连锁反应

试点带来一些连锁反应，也令人措手不及。其中一个就是地方政府上调公积金缴纳上限。

杨红旭对记者表示，本次28个试点城市名单确定下来以后，地方立刻有反应。很多城市快速上调了公积金缴纳上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增加公积金缴纳余额，以提高可动用规模或争取试点资格。

可资佐证的是，一些城市为争取下一批审批资格，都提高了公积金缴存基数，其中合肥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提高到了3414元，超过了北京上海。

而动用公积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主要动力来自地方政府，下一步地方政府负责人会给公积金管理中心施加压力，让其增加归集余额，降低使用率或提取率。

因为地方政府深知，未来“十二五”期间内，保障性住房建设仍是地方住房工作的重点任务，而缺少资金是所有地方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旦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口子打开，地方政府势必踊跃争取试点资格。

“这里面可能就会有道德风险。”安居客集团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按照住建部的审批原则，公积金贷款使用率高的城市反而不能获得试点资格。而之前考核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重要指标就是使用率，使用率越高表明公积金浪费闲置得越少。

监管难题

虽然试点工作已箭在弦上，但公积金的安全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尹中立表示，虽然住建部在公积金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试点运行中管理非常严格，但一旦放开在全国推行，巨额公积金贷款审批和监管权下放到地方，公积金的使用安全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动用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在法理上有漏洞。

依据2002年重新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积金只能用作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该条例受到它的上位法《住房保障法》的约束，一直也没能进行修改。

因此住建部实际上是绕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来实施城市试点。在相关法规还有欠缺，规章制度、监督权利归属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在全国范围推广，将审批和监管权下放，一旦出了问题，从下至上的追究过程会非常漫长，最终蒙受巨大损失的，是缴纳公积金的百姓。

其次，监管机构缺位。

杨红旭认为，住房公积金不是银行的钱，也不是国家的钱，用来贷款给保障性住房建设，此前也没有相应的金融管理条例，银监会也不能负责；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只是社会公众委托专门看管社会资产的机构，在公积金贷款的审批、监管环节，不具备相应的权利，相应的监管机构还是个空缺。

尹中立也表示，至今没有建立代表公积金缴纳人的机构，作为第三方监管机构参与到公积金运行当中。

杨红旭认为，地方政府扩大公积金规模，增加资金总量，都在打公积金这块蛋糕的主意，却没有看到潜在的巨大风险。公积金存量越高，不良贷款的后果就越严重。如果在保障房建设中，资金监管不到位，出现了呆账、坏账，很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破产，而这个恶果是要全体公民来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