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求解

如何“精准微调”则成为考验领导层智慧的问题,多重两难之下,高层开始积极求解,突破两难。

从6月底开始,中央高层开始密集调研和召开经济座谈会,截至7月21日已经有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深入各地考察,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曾先后深入各地考察,足迹遍及浙江、河南、湖南、陕西、青海等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西部的十多个省市。

此轮考察始于6月25日,当天温家宝在浙江杭州先后考察祥润制衣、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浙江杭叉工程机械集团、杭州制氧机集团等企业,并且还召开了长三角三省市负责人参加的经济形势座谈会。

与此同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深入河北企业考察调研,6月24日、25日两天,李克强在河北调研的两天里,重点同样是企业,他先后去了长城汽车、石药集团、天威集团进行调研。

浙江调研结束仅隔一天,国务院就在6月28日、29日连续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通常这是决策层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最终判断和决定下半年宏观调控方向的前奏。

在湖南考察防汛抗洪工作后,7月2日,温家宝再次在湖南长沙就经济发展情况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他指出,宏观经济中两难问题增多,国内外经济环境极为复杂,必须坚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此后,高层考察更加密集,7月5日王岐山副总理在北京调研外贸形势并召开外贸企业座谈会;7日至9日王岐山再赴重庆就金融形势进行调研;8日至10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山东调研经济运行情况;8日至10日张德江副总理在甘肃调研;9日至1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工作;16日至18日温家宝总理在陕西就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研;17日至18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河北唐山调研;15日至18日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内蒙古考察;19日至2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深入青海考察工作。

不足20天内,6大常委考察之外,主管经济和工业的两位副总理也加入考察行列,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中央高层考察也不曾创下这样的纪录。

在河南,胡锦涛考察了中国一拖集团、洛阳轴承公司等3家国有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勉励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适应新情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新的辉煌。

在陕西,温家宝一边在车间看苹果,一边思索国内外的经济走势,强调“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有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能保证群众就业,才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敏锐地感觉到:“当前中央领导的频繁调研活动似乎预示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将有新的认识,可能会影响政策天平。”

定调增长第一

高层密集调研,成果很快显现。

7月22日晚公布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公报,被认为是前期调研成果的定调,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

温家宝“无论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还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紧迫性问题,都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表述,则不免让外界解读为在宏观调控多重两难之下,中央已经形成统一认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是多重两难之下调控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让高层的调研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

5月中旬温家宝天津考察“防止政策叠加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表态让外界意识到,高层已经开始注意到前期紧缩政策可能造成经济下滑,需要进一步观察前期政策调控的效果,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将更为谨慎,“宏观调控进入观察期”逐渐形成共识。

调研的升级则让外界感受到高层对宏观调控的判断开始产生新的变化。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近期统计局公布了修订后的单位GDP能耗,2006年至2009年累计单位GDP能耗降幅达15.7%,而不是此前公布的14.4%,这客观上减轻了年内完成节能降耗任务的压力。

哈继铭据此判断,中央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天平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而近期高层调研则表示,伴随着经济下降的叠加因素更加明显,政策已经从“观察期”进入“讨论期”。

有分析人士则表示,中央密集调研意味着复杂经济形势下,高层需要通过调研,了解经济运行态势,统一认识。

最新的公报证明了这一判断,经过密集调研,认识已经形成,无论是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还是经济运行的紧迫性问题,都要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进行,无疑说明,现阶段经济下滑风险之下,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选择。

哈继铭在报告中则指出,政府对于“政策保持连续性”的口风不变,但在执行中,上半年实际的“退出”态势将有所变化,可能出现投资审批的加快,房地产方面的宏观干预减小,货币政策方面除了年内不加息,不提存款准备金率,还可能放松流动性管理。

7月20日,郑新立在解读经济半年报时则指出,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真正回归适度,既不是过度宽松也不是适度从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讲话指向则更为明显,他重申此前在湖南考察时的表述“无论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还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紧迫性问题,都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无疑,在经济增速下滑风险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选择。

也许正如郑新立所言,政策会真正回归适度。